南宋刊本《楚辞集注》书影，杨楫对此书的出版有重要贡献。 资料图片
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太姥山镇潋城村潋城古堡全景，朱熹、郑樵都曾在这个村子留下足迹。 福建省宁德市纪委监委 供图
郑樵像 资料图片
在闽浙交界的太姥山下有一个古老村落，宋代称潋村，明嘉靖十一年（1532年）为抵御倭寇入侵，当地王、叶、杨、刘等家族分段修筑城堡，自此称潋城村。这里三面环山，东临大海，自然环境优美，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
南宋时期，福建人文兴盛，一代大儒朱熹、史学大家郑樵、著名学者陈傅良等当世名流，在潋村留下足迹，他们的到来，与世代崇儒重教的潋村杨氏有关。该家族以诗书传家，自宋代以来，培养了九位进士，杨惇礼、杨兴宗、杨楫等人或以政事显，或以风节著。循着斑驳的碑刻，翻开厚重的史册，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故事徐徐展开——
御史归田传家风
北宋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，潋村青年杨惇礼进士及第的消息震动了这个小村庄。杨惇礼生于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家中排行第二，字穆仲。他自幼刻苦勤奋、饱读诗书，为文有奇气，以“下笔如有神”而闻名乡里。
杨惇礼曾入太学读书，亲历“三舍法”改革。这项改革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项目，将太学生分为外舍、内舍、上舍三等，初入太学者为外舍生，经过严格考核后可升为内舍生、上舍生，上舍生中的上等生经推荐可直接任命为官员，中等生可直接参加殿试，下等生可直接参加省试。杨惇礼中三舍后，又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，由此入仕。
杨惇礼宦海沉浮二十载，曾任陕州、彭州、泉州、宿州等地教授及兴国军司法、太学博士等职。当时蔡京的亲信出面要拉拢他，被他拒绝。南宋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，杨惇礼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蔡京虽已去世，但其党羽仍对御史台有很大影响。对此，他说：“艰难无从卫之劳，时平享丰盈之乐，吾不敢也。”杨惇礼认为大丈夫要为保家卫国出一份力，不可贪图安逸享乐，展现出一个监察御史报效国家的坚定操守。
杨惇礼不想与之同流合污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急流勇退，以“奉养父母，以终其天年”为由，请求告老还乡，时年未满六十。按照宋代制度，杨惇礼这样级别的官员致仕，可以荫子一名，可是他纵有三个儿子，也没有为他们谋求一官半职。许多官员告老还乡后广置田产，一方面为安度晚年，另一方面也想给子孙留下一份家业，但杨惇礼却没有这么做，其家名下的田产没有增加一寸。《福宁州志》记载，众人因此称他有三奇，“有田不买，有官不做，有子不荫”。杨惇礼两袖清风，没有为儿孙们留下有形的资产，但清白守身的家风代代相传，成为杨氏家族的无价瑰宝。
谏官风骨美名扬
南宋绍兴三十年（1160年），临安春闱放榜，杨兴宗的名字赫然在列。这位在家中藏书楼长大的青年，曾在史学大家郑樵门下学习。
郑樵的《通志》是古代政书的典范，是了解古代典章制度沿革不可缺少的书籍。能够写出《通志》，可知郑樵学识渊博，必定阅读了大量书籍，但他家中贫困少有藏书，只能“周游所至，遇有藏书家，必留借读尽乃去”。
得知致仕在家的杨惇礼家中藏书极富，名闻一时，郑樵特地前来。郑樵在杨家的藏书楼中流连，不忍离去。为了能阅读杨家藏书，郑樵答应杨惇礼，教导其孙杨兴宗，由此寄居杨家。在郑樵的悉心教导下，杨兴宗高中进士，从此走上仕途。
杨兴宗初任迪功郎，再调铅山县主簿，他为官刚正耿直，敢于谏言。宋孝宗即位后，杨兴宗针对宋金局势，上书朝廷提出“以守为攻之策”，而当时宰相汤思退则极力主张与金议和。他托人向杨兴宗传话，如果能收回自己的主张，许诺“当处以美职”，杨兴宗“谢却之”。
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年），杨兴宗任秘书省正字，不久升为校书郎。后来，杨兴宗被外放为地方官，任职于处州、温州、严州等地，所至“甚有政声”。
杨兴宗既是一名好官，又是一名好学者。他传承杨氏家学，不仅培养子侄成才，还发扬光大，成为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的老师。陈傅良人称止斋先生，浙江瑞安人，是当时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儒家学派——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。在南宋思想史上，事功之学与朱熹的道学、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，主张经世致用，反对性理空谈。杨兴宗与陈傅良师生情深，杨兴宗赴任湖南提举常平，这是他平生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，陈傅良写诗相赠，“先生行矣扈甘泉，请自此心扶大议”，相信老师仍将以一颗忠诚之心匡扶社稷，为民分忧。
朱熹高足传文献
南宋庆元年间（1195年—1201年），朱熹的理学被别有用心者斥为“伪学”，为避“伪学”之谤，他由古田取道长溪，在霞浦赤岸驻留。杨兴宗的堂弟杨楫听闻，将他迎到家中，并在石湖观设石湖书院，请朱熹在此讲学，吸引了许多福鼎士子来此听讲、问学。
杨楫在南宋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进士及第，与杨方、杨简都是朱熹高足，时人称他们为“三杨”。据《福鼎县志》记载，杨楫任莆田县尉时，曾上书指出上司为政过失，招致其不满。待到杨楫任满，向上司告辞时，上司仍怀恨在心，杨楫遂逐条陈述自己的观点，据实以对，毫不屈服，未曾想到竟被罢官。
好在杨楫的刚直品质有人欣赏，不久回归仕途，先后担任过司农寺簿、国子博士和少卿职位。当官场上有一些人想私下找他帮忙时，杨楫回答：“台有纪纲，学有规矩，当各守其职。”之后，他又被任命为安庆知府、湖南提刑、江西运判等职。
杨楫早年入朱熹之门，朱熹见其专心致志，为学不倦，遂倾力传授。绍熙五年（1194年），朱熹归隐建阳考亭讲学，杨楫诣门求教，朱熹遂将自撰部分文稿交给他，叮嘱他认真整理、付梓刊行。杨楫受托，不敢懈怠，日夜笔耕不息。
在朱熹的名著《楚辞集注》中，我们见到了杨楫的名字，他为老师的著作写了一篇跋文。《楚辞集注》是楚辞研究史上的里程碑，是后人研究这一领域的必读书。今天我们所见到的《楚辞集注》一书，实是由《楚辞集注》《楚辞辩证》《楚辞后语》三部分组成。三部分最初是分开印行的，《楚辞集注》《楚辞辩证》都是杨楫主持印行的，《楚辞后语》是由朱熹之子朱在主持印行的，到朱熹之孙朱鉴，三部分方才合为一书，通行于世。可以说，杨楫对于整理朱子典籍、传播朱子思想是有贡献的。
杨楫的这篇跋文，强调《楚辞》在朱熹学术体系中不同寻常的地位：“先生平居教学者，首以《大学》《语》《孟》《中庸》四书，次而六经，又次而史传，至于秦汉以后词章，特余论及之耳，乃独为《楚辞》解释”。论者多认为朱熹注《楚辞》，乃因理学遭斥为“伪学”，朱熹被人误解、遭人污蔑，遂将感情寄托于有着同样遭遇的屈原，寄托于屈原不朽的作品。 朱熹受杨楫之邀在潋村住了一段时间后，赴浙江雁荡、天台。朱熹到浙江后，旧病复发，庆元五年（1199年）秋冬之交，欲返建阳，杨楫得知老师的近况后，内心忧急，赴浙探望。在朱熹写给他人的信中，说起与学生杨楫相处的这段时光，“聚甚乐，比旧顿进，知有切磋之益”，师生之间的交流、切磋，不仅让学生受益，也让老师受益。朱熹病逝后，杨楫悲恸不已，在石湖观供朱熹像，每逢朱熹忌日便前去奉祀。杨楫逝世后，邑人将其祀于石湖观。清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福鼎建县后，杨楫入祀乡贤祠。
杨楫是潋村杨氏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高峰，对杨氏家风家教的形成与传播影响深远。流传至今的潋村杨氏家训就出自杨楫之手。他要求家族子孙“毋荒于嬉，毋流于薄”，严禁族人铺张浪费、奢侈享乐；他认为“惟忠可以事君，惟孝可以事亲”，要求族人恪守忠孝之道，对国家尽忠，对父母尽孝；他推崇“惟勤可以保家，惟廉谨可以为吏”，要求族人勤俭持家、清廉为官，取信于民、造福百姓；他重视家族和睦，将杨氏各支脉团结在一起，斥责为蝇头小利而反目成仇的现象：“虽支分派别之不同，而血气周流未始间断也，一旦仅以毫末利害遂反眼，若不识可乎？”
时光流转千年，漫步潋城古村，古堡内斑驳的石砖仿佛还在说着旧时的故事。当年朱熹讲学的石湖观遗址前，当地孩童仍在传唱古老的歌谣：“太姥山高海水深，不及杨家教化恩。若问文章何处寻，且看门第读书灯。”
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科考接力，而是对文化根脉的坚守。杨氏族人传承家学、弘扬家风，郑樵对书籍的渴望、对知识的求索，朱熹与杨楫在困境中坚守“道统”、传播典籍，为八闽文脉、为中华文化注入了点滴力量。如今，当我们仰望这座山海之间的古老学村，仿佛看见无数盏明灯，依然照亮着文化传承的漫漫长路。（陈启西 姚牧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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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三通”到“十通”
古人有云“士不读三通，是为不通”，说的是不读唐朝杜佑的《通典》、宋朝郑樵的《通志》、元朝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，就不能说是通晓古人之事。这三部书籍被视为古代政书的典范，政书是记录典章制度沿革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书。
郑樵的《通志》其实是一部仿司马迁《史记》体例编写的纪传体通史，但其中最为后人重视的部分也是作者最耗费心血的部分，是记载典章制度沿革的“略”。《汉书》有《地理志》《艺文志》等，郑樵说：“志者古史之名，今改曰略，略者举其大纲云。”
《通志》共有二十“略”，曾单独出版，包括《氏族略》《艺文略》《金石略》等，蔚为大观。
“三通”对后世政书影响巨大，清代乾隆年间为续“三通”，相继编撰了《续通典》《续通志》《续文献通考》《清朝通典》《清朝通志》《清朝文献通考》，加起来是为“九通”。近代学者刘锦藻又编写了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，1935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与“九通”共同出版，是为“十通”。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易舜 整理）
来源：新华社客户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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