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资治通鉴》与《史记》一起被称为“史学双壁”。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《通鉴》是“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，为前古之所未有”。梁启超评价《资治通鉴》“亦天地一大文也，其结构之宏伟，其取材之丰赡，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，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”，称赞司马光为一代“伟人”。
以前，我们听过《汉书》下酒的典故。宋代苏子美十分爱好喝酒。他住在岳父家中，每天晚上读书总要饮一斗酒，不吃菜。他岳父很奇怪，就去偷偷地看他，只听他在朗读《汉书·张子房传》。他岳父看到这种情景后大笑道:“有这样的下酒物，一斗实在不算多也。”说明《汉书》具有相当普遍的文化影响和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。
古人也有《资治通鉴》下酒的故事。明万历时有个秀才叫严衍，他有个学生谈允厚，师生二人天天读通鉴、研究通鉴，两个人读完之后，便上小酒店去买点酒，买一包花生米，一边吃一边议论，真是入了迷，刚读的时候感觉这部书太好了，知识含量太大了，恨不得一口气读完。可是读两遍之后，就感觉不过瘾，而且指出《资治通鉴》有七病：漏（删节太甚）、复（一事两载）、紊（前后事失序）、杂（张李互见）、误（事有舛误）、执（取舍固执己见，如不载屈原事）、诬（迷信）。于是开始修正补充《通鉴》，一共有二十二项之多，如"严正统"、"补文章"、"补贤媛"、"补艺术"、"补释道"……，此书订正《通鉴》处有百分之一二，补充的部分则有十分之三四。
但依我看，严衍二人的读书精神可嘉，但做法并不可取。不是说通鉴完美无缺不需要改，而是说你能改的比司马光好吗？我还是上文讲到的，通鉴首先是政治教科书，然后才是历史书，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，他的选材是为政治教化服务的，而不能用单纯读历史的眼光去看。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讲“读十七史，不可不兼读《通鉴》。《通鉴》之取材，多有出正史之外者，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。昔人所言，事增于前，文省于旧，惟《通鉴》可以当之。” 钱大昕告诉我们，《资治通鉴》的材料来源是十分丰富的，司马光及其编纂团队用19 年时间完成这部巨著，参考了三百多部典籍，而且有很多典籍平常人是看不到的，司马光编撰通鉴属于官修，是皇帝敕封的，在崇文院建立编书机构，特批他随时可以借阅龙图阁、天章阁、秘阁及三馆的皇家典藏的，这些典籍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看见的，而且很多典籍到后世已经失传了。比如，通鉴中引用裴子野的《宋略》有十次之多，而且把《宋略》的话移过来直接做通鉴的论。但可惜就是这样一份珍贵文献，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，失传了。如果当时不修通鉴，我们可能连这十处关键地方也是不知道的。这是《资治通鉴》一大贡献。
由于司马光能够掌握大量官修的史料，特别是档案，所以《通鉴》的史料后多于前，就是说越到后面史料越丰富，论史料的加之后胜于前。按照史料价值，唐、五代第一，最重要；魏晋南北朝第二；战国至三国第三。
司马光的高明并不仅仅占有大量史料，而且能把史料风格统一一致。我们说过，编辑《通鉴》前已有十七史，而且多数是取材于十七史。那这十七史编撰风格是迥异的，文章的路子是不一样的，腔调都是不一样的，司马光需要取舍，需要编辑，需要校对，凡是前人讲的难懂的话，他都改成比较易懂的语言，用了很大力量来加工整理，所以《通鉴》语言并不难懂。
《资治通鉴》问世以来，很多人因为读通鉴、研究通鉴而出名。王夫之就是代表。王夫之这一生没有什么名气，没有大的著作，但他认认真真读完《通鉴》，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《读通鉴论》。也就是读《资治通鉴》的笔记，流传至今，非常出名。为什么古代人研究通鉴并不多，主要因为古代读书人多是应试教育，科举考试，科举不考通鉴啊，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差不多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读通鉴，也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高考也不是为了考公务员，人生的底蕴，对事物判断和处理的能力是不能量化的，也不是靠分数能检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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